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记录”的功能，它是对现实世界一瞬间的定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代“红镜头”中，有许多珍贵的晋察冀孩子们的图片。这些图片立体、多样、本色地呈现着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孩子们的方方面面：日军侵略下晋察冀儿童的苦难；如蓬勃春草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在战火硝烟中的倔强生长；在革命的土壤中盛开的鲜红如花的小英雄们，面对压倒性危难时的无惧无畏……这些镜像，虽然有些已支离破碎，却感天动地，庄严而永恒地折射出晋察冀孩子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在刀光血影、战火连天中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苦难的晋察冀孩子们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人民便陷入了灾难性的生活，天真幼稚的儿童更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据统计，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根据地，全民族抗战期间被敌直接杀害的有17万余人，其中儿童1.7万余人。中国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曾感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所给予儿童的创伤如何，直接被残杀的儿童不必说，成千成万的儿童成为孤儿，流浪行乞，衣食不周，时时刻刻在生命线上挣扎。”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第一代摄影人刘峰1943年摄于易县狼牙山地区的一张以“救救孩子”为题的照片，记录的就是在“扫荡”中，父母被日军杀害、房屋被烧毁、无家可归的孤儿。照片以被日军烧毁的房屋为背景，以年纪幼小的哥哥救助更年幼的妹妹这一催人泪下的感人情节为主题，反映了战争带给人民带给儿童的苦难。两个孩子一哭一悲的神情，产生出撼人心灵的控诉力量。
《救救孩子》（1943年，刘峰摄）
觉醒的晋察冀孩子们
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儿童救亡团体将大量因战事而混乱无序、流离失所的儿童吸收到组织系统中来。据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的统计，仅北岳、冀中、平西、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就组织起超过100万的儿童加入了抗日儿童团。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的孩子们在儿童团的领导下，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锄奸反特、劳军优抗、宣传抗战，把学习、教育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将放牧、拾粪、捡杂草、栽树等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承担起了建设根据地的许多工作，发挥了大人们难以替代的作用，甚至直接走上抗日战场，成为敌后抗战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学习方面，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中国共产党带领根据地人民一边坚持抗战，一边艰苦办教，通过小先生、夜校、半日班等多种教育形式，保证了绝大多数孩子们都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由于战争原因，有些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教师只能带学生到野外，或集合在树荫下、田野间，或于河滩、山坡、山顶上进行讲课。书写墙壁上的标语，成为孩子们的作业；记述八路军杀敌的故事，成为小学生的最好作文。教学做合一，这种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加快了儿童认识抗战、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能力。沙飞于1939年5月拍摄的《读书识字》、白连生于1944年拍摄的《劳动英雄韩凤龄带小学生读〈拥军公约〉》《劳动模范韩凤龄在给小学生讲拥军故事》，都形象地记录了晋察冀学生学习的场景。
读书识字（沙飞摄，图片来源于《沙飞摄影全集》）
为解决教师力量的不足和一些儿童不能从生产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问题，晋察冀根据地还在小学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度。“小先生”首先要自己充分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教会还不识字的父母、兄弟、姐妹。小先生从学校走到家里、走到山上，走进山庄，教授不能到校的贫困农村儿童，使得农村儿童失学率不断下降。沙飞摄于1939年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员站岗并教路人识字的图片，就是这种学习方式的纪实。
岗哨教育：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沙飞摄，图片来源于《沙飞摄影全集》）
劳动方面，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在敌军的疯狂“扫荡”和进攻下，出现了严重的物资供应困难。为渡难关，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孩子们在这一运动中，纺线、织布、植树造林、养鸡、拾粪、种菜，帮助军烈家属放牛、看孩子、砍柴、送肥、除草、打扫；逢年过节问候军烈属、到前线慰劳八路军，特别是夏收秋收季节，孩子们还拾麦、捡豆，搞“小秋收”。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也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拓宽了他们的心胸。沙飞摄于1939年的晋察冀边区儿童参加田间劳动的照片，用黄金似的谷麦，传递出孩子们吃苦耐劳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也传递出大丰收的浓浓喜悦。在《劳动人民的儿女》中，一对活泼、健美、可爱的小兄妹站在庄稼地里，肩扛锄头、铁锨在劳作，脸上洋溢着干净、天真的笑容，成功地塑造了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的抗日根据地儿童的美好形象。李途1943年摄于河北平山的“滹沱河之夏”组照之一《嬉水》，也是带给人欢乐和明亮的图像。在一幅小小的画面中，16个孩子在水中欢快地扬起水花，嬉笑打闹。作品以孩子们朴实的田园生活作为叙事内容，既展现出孩子们的天性，也勾勒出晋察冀边区风景独好的历史原貌，以及滹沱河两岸人民对和平与劳动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黄金似的稻穗，黄金似的童年，幸福的解放区儿童（沙飞摄，图片来源于《沙飞摄影全集》）
抗战方面，为防止敌探、汉奸混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晋察冀各村的儿童们组织起来，担负了站岗放哨的任务。孩子们按时上岗，认真执勤：手持红缨枪，肩扛木枪，到村口站岗、放哨、查行人，非常认真，甚至“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或通行证有疑点的，即使是遇上亲戚也不放行。李公朴先生曾亲眼见过村口站岗的小孩儿把抄近道走了麦田内小路的通信员喊回，并把村春耕委员会插在地边木牌上的保护春耕、禁止走田内小道的通告念给他。
李公朴这样记述事情的结果：“因为你是抗日军人，不处罚你了，以后不要再从地里的小路走！”小孩子说完喊了声“敬礼”，因为儿童团员为表尊敬抗日军人，规定见了抗属和抗日军人都要敬礼。
这个孩子在严格遵守纪律时“公事公办”，按规劝止、以理服人和照章敬礼的举动，作品一气呵成。小小细节，见微知著，体现出晋察冀孩子们的训练有素。
孩子们还是根据地政策的忠实宣传者和积极践行者。凡是根据地党、政、军发出的号召，孩子们都以积极活跃的态度参加。如1940年7月至10月，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孩子们在选举前和选举过程中，深入家庭街头，守卫在岗哨邻里，宣传、教育及苦劝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群众参加选举，并在选举大会上组织纠察队、啦啦队、歌咏队来维持会场秩序，活跃会场气氛。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记者叶曼之1940年7月摄于河北曲阳县第一届县议会民主选举期间的《心眼里的代表当选了，儿童团把他举起来》就是当时一个场景的呈现。相较沉重的战争和严肃的民主政治，图中那一个个春风满面的小脸庞，显示了晋察冀边区孩子们的本色，孩子们原本的调皮、可爱、纯真，真实地再现了人民群众渴望民主，积极参与竞选，行使民主权利的愿望，可谓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思想进步的儿童精神状态的写照。
战斗中的晋察冀孩子们
在如火如荼的抗战岁月里，宣传抗日也是晋察冀孩子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宣传方式有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街头剧等。这些宣传活动，不仅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动员全民团结一致抗战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1939年1月4日的《新华日报》所称赞的：“儿童团在抗战动员工作中，更是显示了天真与伟大的作用。”
《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赵烈，1940年4月4日在唐县“四四儿童节”儿童团检阅大会期间所摄《我们是抗日小兵》组照中的儿童，就显示了这种“天真与伟大”。战争中的儿童不再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玩具、游戏等象征着童年特征的符号，被木枪、站岗等代替。照片中孩子们手持木枪，肩背被包，昂首挺胸，高唱歌曲，耀眼地张扬了晋察冀孩子们童年的丰盈饱满，充满生机。
儿童进行军事训练（1940年４月４日，赵烈摄）
孩子们对军事训练活动更是表现出特别的活跃。早晨和傍晚儿童团员们都要集体上操，他们拿着红缨枪，戴着土布缝制的小军帽，有的还系上皮带，打上裹腿，操练起来格外神气，如同一个个缩小版的战士。操练的项目主要有队列、刺杀、攻碉堡、投手榴弹，有的还练习打游击，不少地区还举行军事表演、大检阅等。这些军事化训练对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以及民族观念、国家意识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党的教育下，晋察冀的孩子们不但能够配合民兵站岗放哨、传递书报文件、掩护抗日干部和战士，战斗中还能帮助民兵挖坑埋地雷等。有些甚至直接参军参战，如著名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后来解放战争中的烈士董存瑞；为保守八路军秘密而被敌人连刺数刀也不屈服的温三郁；单独带领部队打击敌人，为掩护战士突围壮烈殉国的姜墨林；在日伪军圩子里贴标语而被枪杀的王元甲；大义灭亲，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汉奸父亲的梅爱文……在逆境中成长的晋察冀孩子们，不再是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和精神寄托的弱势群体，他们用稚嫩的躯体和年轻的生命，像成人一样为抗日战争和国家独立解放、为捍卫和平与自由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牺牲。
红镜头展示的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晋察冀那些孩子们，用不寻常的童年唱出了一曲曲无限纯真的赞歌，这些红镜头跨越时空扑面而来，体现的是燕赵文化精髓——爱国重义、慷慨尚武、自强不息的红色精神。它们告诉全国同胞，一批批儿童团员如一粒粒革命的火种，在晋察冀燃烧。
（来源：“石家庄党史”微信公众号。原文载《文史精华》2022年第8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转自河北党史微信公众号